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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监管观念不应再保守

“基因工程”并非难以言状的“物种”,我们必须改变过时的监管方式了。 过去二十年,基因工程在科学、人文和经济领域均赢得荣耀,并且其安全性表现得同样出色,但基因工程(GE)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仍然受到一些极端分子的破坏和管理机构的过度监管。这些反对和阻碍可以追溯至一个基本的谬论,即“基因工程”或 “GMO”(即转基因生物)这些术语代表的是一类难以言状的“物种”。

GMO及源于GMO的食物无论如何不能被划分成一个真正的物种,因为这会使得人们做出完全武断的和误导性的选择。考虑到我们饮食中食物的庞大谱系,来源于基因工程的食物与其它千余种普通食物相比并非更不安全也非更不天然。正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回应要求强制标识GMO所阐述的,这类标签会错误地暗示重要的差异,但实际上这种差异并不存在(由于其误导性,它会致使食物“贴错标签”,这样转基因食物的销售就违反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A一直拒绝对对此类技术的产品进行强制安全审查或标识,但众议院提出法案要求FDA这样做。

上图:玉米螟的幼虫大范围破坏了未受到保护的花生的叶子。下图:仅仅吞食了几口转基因(含有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缩写 Bt)花生叶子后,玉米螟的幼虫很快就死亡。拍摄:Herb Pilcher。

通过选择和杂交进行基因修饰的育种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如此操作,基因工程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育种家通常采用辐射或化学诱变剂来干扰植物的DNA以产生新的性状,超过半个世纪的远缘杂交(使基因从一个种/属转移到另一个种/属)产生了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植物;包括我们日常所消费的多种玉米、燕麦、南瓜、小麦、水稻、土豆和番茄(甚至还包括“祖传”的品种和在全食超市中高价的有机食物)。我们每天都会消费大量的这类基因改良的水果、蔬菜和谷物品种,事实上除了那些野生浆果、野生动物、野生蘑菇、鱼和贝类等水生生物,北美和欧洲饮食中的所有食物都在某些方面经过了基因改良。

关于“基因工程”或“基因修饰”是难以言状物种的错误假设已经导致多种损害,包括对田间试验和实验室的破坏;国家公民投票及立法提案要求对一些基因工程改良食物进行无意义且昂贵的标识;地方性的禁令或限制;大量的各类虚假诉讼。最糟糕的是,它导致了联邦政府实行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不科学的监管,这阻止了各种农业创新,这些创新本可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能够解决美国农民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向世界多个贫困地区提供更好的食物保障。

19世纪70年代早期发明了基因工程技术以来,转基因植物在实验室研究层面进展颇丰,但是其商业化进程一直令人十分失望,这主要是其受到了过多的、区别对待的、不科学的政府监管。二十多年以来,转基因作物承受着人类历史上最严格的监管,而这种负担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与常规品种相比,转基因作物的培育采用了更加精确和可预见的技术,而且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起权威机构记录的其对人类造成伤害或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案例。尽管如此,它们仍需经受广泛且昂贵的监管。

大量正式的风险评估以及对“实践”的观察都已确认基因工程技术的安全性,但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不但没有减少或合理化,许多情况下其监管的严格程度和负担实际上反而加强了。

去年12月,欧洲食品安全局(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发布了一份“科学意见”认为:多种油酸(可以生产更健康的食用油)含量更高的转基因大豆和传统大豆一样安全,不会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的潜在影响方面造成不良影响;生物信息学分析和遗传稳定性研究并没能找出任何安全性问题;这些品种在农艺性状方面与作为对照的非转基因大豆品种相同。此外,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安全性评估没有鉴别出转基因大豆具有潜在的毒性和致敏性,对其油份及其食品营养学评估也没有得出负面影响的结论。

对于新的转基因农作物的评估往往都得到这种典型的结论,然而评审组仍然建议对高油酸大豆产品制定上市后监管计划,该计划专注于收集欧洲人口消耗转基因大豆的数据,以及作为市场上食品和饲料的消耗数据。这个建议是前后矛盾、没有根据、毫无意义且极其愚蠢。

似乎出于追求反复和无知官方政策的考虑,1月16日,欧洲食品安全局与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们举行了第七次会谈,商讨转基因植物的环境风险评估 (ERA)以及风险评估注意事项的科学问题。该会议再次引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转基因育种与那些旧的、传统的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这使得人们不禁想要知道,为什么欧洲监管者不召集会议讨论永动机的新设计或估算能够在大头针上跳舞的天使的数量。

监管机构排斥基因工程的作为阻碍了转基因作物在商业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发展。高额的监管成本使得试验和商业化推广难以实施,基因工程早期所预见的许多转基因农作物未能实现。

监管等级应当与风险等级相符。基于理论思考和过去20年积累的大量经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监管转基因农作物田间试验和商品化推广的制度合乎科学道理的或是站得住脚的。美国农业部的动植物卫生检验署在这方面并比欧洲食品安全局好多少。

在四月份,美国众议院代表Mike Pompeo (R-堪萨斯州) 和 G.K. Butterfield (D-NC) 提出立法授权扩大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却没有任何理由。

目前,FDA要求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开发者需要向FDA提供关于该产品的详细信息,这已远远超过了保护美国消费者的目的。开发者一旦承诺参与自愿标签,就没有任何例外。就像上面所讨论的,把现代分子技术生产的食物与其它食物视作具有根本上的差异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因此即便是没有食品生产商敢于轻视的“自愿”标识也是无理由的和过分的。(过去准确性和可预见性都较差的技术所生产的几乎相同的食物就不需要受到常规的复审、自愿标识或其它监管。)

另一个担忧是FDA对于新的转基因食物的强制审查构成了一个“重大联邦行动”,会引发FDA在联邦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下的程序上的义务。过去,极端主义分子通过提起大量的损害诉讼以拖延对转基因食物的批准,这类诉讼往往针对该法案程序上的缺陷。

其它方面的担忧包括审查的无故延迟和政治干预。

需要明确, Pompeo-Butterfield法案在加强食品供应的安全性方面绝不会有任何效果,这一点即便是该法案的国会支持者也承认。与此相反,通过制造更加繁冗的监管规则以及优良产品上市的不确定性,该法案在加强食品安全性方面还会起到相悖的作用。

那么更多监管的理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该方案的通过是权衡了另一项积极条款,通过该法案确定FDA是标签要求的唯一权威机构,其法案明确为州立和地方标签法的上位法。(FDA在1992年和2001发布的声明中:标签应当传递与安全或用途有关的材料信息,而非某一工艺或技术的使用。底限是标签不能够在任何特定方面存在虚假或误导性。)

监管制度的改变应该符合程序。但事实上,它们是严重滞后的。它们应该朝着使监管制度更加科学和基于风险的方向上,而不是集中在给一个虚无的物种制造更多的监督管理程序。

不必要的监管造成了机会成本和开发费用不断增加,代价是十分惊人的。就像加州大学农业经济学家David Zilberman和他的同事所指出的,“如果成功引入基因工程技术,其产量会高于过去,而且产量的增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从开始就被推迟了。就这两点而言,本应该从这些可行的生产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已经很清楚基因工程会带给我们很多好处,但如果它仍被极端主义分子、监管者和立法者认为是一个独特的物种,基因工程将很难实现它的所有潜力。

作者Henry I. Miller,分子生物学家、医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科技哲学和公共政策的Robert Wesson Fellow,他曾是FDA生物技术室的主任。翻译:刘永伟,原文链接:http://www.forbes.com/sites/henrymiller/2014/07/09/genetic-engineering-is-a-tool-not-a-category-stupid/ 首发于:http://www.agrogene.cn/info-19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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