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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Vs危险潜在

陈瑜 来源:《科技日报》

2009年年底,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通过国家审核批准。几乎与此同时,由华中农业大学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水稻也获得安全许可。这意味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即将面世。

从“要不要转基因”到“该不该商业化”,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浪潮一直如影随形。但就在争议声中,我国转基因的商业化步履已经迈出,监管问题也成为关注焦点。

花生油、大豆油、调和油、玉米油、茶籽油……琳琅满目的食用油让新婚不久的夏林看花了眼,不知从何下手。但通过仔细比较后,她发现了“门道”:在包装上明显标出“非转基因原料”的食用油价格高,而使用了转基因大豆、菜籽等为加工原料的食用油要么不在包装上明显标出,要么根本不提,价格却要便宜一大截。

“一分钱一分货。”最终夏X选择了价格相对高的非转基因食用油。

对于转基因食品,普通百姓感觉比较陌生。然而细心的消费者已能在超市中发现“转基因”的身影,现在市场上许多大豆油,都已使用了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

“转基因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和夏X一样,普通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

但也许要不了多久,转基因大米就将进入我们的餐桌。2009年年底,由华中农业大学负责研制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许可,这也是我国颁发的首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步入商业化时代的转基因作物监管成为关注焦点。
研发单位—— “过关斩将”拿到首张安全证书

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截至2004年全世界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实验,有16个国家的近600万农民以种植转基因作物为主。

谈及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问题,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邮件的方式回答了记者提问。该实验室依托华中农业大学,连续3次被评为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17年来,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1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邮件明确提出,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过程,是根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的要求,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转基因植物风险评估指南》等国际通用准则,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并经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审定通过而最终发放的。

“安全证书的获得,只是任何一个种子品种进入商业化种植的重要‘门槛’,而转基因水稻品种要进入商业化种植,还需要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邮件特别提醒,对研发单位而言,现在考虑水稻的商业化还为时尚早,因为两证的审核发放是由国家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来独立进行的,作为研发单位,无法对这一周期做出预测。

争论焦点——

虽然研发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态度谨慎,但记者所接触的采访对象均表示,拿下最难“啃”的安全许可证书,商业化道路不远了。但争论不会就此止步。

在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是国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说得最多的词汇。

在转基因商业化的问题上,薛达元一直被媒体誉为是反对派的代表。与薛达元一样,虽然没有阻挡住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趋势,但反对者关注的问题已经变为“商业化后的安全管理”。

健康监控:食用安全Vs危险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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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到底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1998年,就在转基因作物发展呈现燎原之势时,英国一位教授的研究泼了一盆冷水。他在研究中最早提出,发现幼鼠食用转基因的土豆后,内脏和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这也引起英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大讨论。

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称,目前发现,对于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融合基因cry1Ab/Ac,只在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上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而该蛋白能选择性地有效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肠道上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故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为进一步让消费者放心,研究者已找出抗虫Bt只在水稻的茎秆和叶片等受害虫侵害的部位积累,而食用部位(大米)却几乎不表达的方法。

此外,食用安全性分析表明,在主要成分、微量元素等营养学、毒理学、致敏性评价等方面,该校品种与非转基因对照品种比较,未见生物学意义的差异及不良影响,二者同样安全。

“我们可以明确承诺:转基因水稻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们研究者的米缸里肯定都是转基因大米,这点欢迎媒体和公众对我们进行监督。”邮件称,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

“转基因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观察出结果,危险也许是潜在的。”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原局长钱迎倩表示。

管理监控:如何避免重蹈转基因棉花覆辙

谈到转基因水稻可能带来的风险,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的混乱屡被作为反面例子被提及。

作为反对派,薛达元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从转基因抗虫棉的发展上来看,存在监管失控的问题。”中国生物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朱鑫泉担心,转基因水稻可能走上抗虫棉发展的老路。

与从国外引进转基因的棉花相比,作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地位重要,保护水稻关系到民族生存。

朱鑫泉同时提出,红铃虫是棉花生产中的大敌,栽种抗红铃虫的棉花能减少生产中打药次数,但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是否是水稻的主要天敌,还需要做进一步实地调研,继续监控。

环境监控:构建实施科学而健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

2006年,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有斌撰写论文,综合介绍了国内外转基因植物生态学效应的实验研究,提出转基因植物的大规模释放,可能使转入的外源基因流向其近缘物种,产生更加难以控制的杂草;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许多非靶标有益生物的生存与繁衍;也可能促使目标害虫的抗性进;也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抗病毒转基因植物中,可能发生病毒重组而产生新的病毒。

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办公室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美国农场经济相比,我国的小农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会高得多。目前大家都预见到,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转基因作物污染了别国生物资源,但因为缺乏真实例子,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他提出,应尽快构建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评估体系,对转基因植物释放的潜在生态学影响进行长期的监测监控研究。

这一点,作为研发方的华中农业大学也有共识。相关人士表示,如果转基因水稻实现商业化种植开始,作为研发单位,衷心希望有关单位能汲取转基因棉花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在法律和有关条例的规定下严格监管。“这种监管不但体现了法律的尊严,也体现了对科学家智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研究开发部部长于文轩博士也认为,在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对人体的影响尚无明确定论的情况下,法律不应当仅考虑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当关注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甚至经济系统本身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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