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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独立人格

人格(personality)最初来自于拉丁语persona,它的原意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后来心理学借用了这个术语,用以形象地表明,在人生的舞台上,人也会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来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格的解释是:“人格,指每个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性状(或特征)的有机结合,包括遗传的和后天获得的成分,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可通过其与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表现出来。”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能保持独立,我们就说其人格是健全的,可称这样的人拥有“独立人格”。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讲,每个认知主体的人格都是独立存在的。一般所讲的独立人格,主要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

用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话来说,拥有独立人格者应该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历史学家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中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写道:“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美国科学院原院长、《科学》杂志现任主编布鲁斯·艾伯特指出:“科学家们得出结论,不仅要基于实证和逻辑,还需要诚信、创新和对新思想的开放。”这也是对科学家独立人格的一种解释。

独立人格的讨论往往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虽然科学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科学家的独立人格”的讨论似乎较少。我们认为,无论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科学家的独立人格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缺乏独立人格的科学家不可能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生力量。有学者认为,从科学主体的人格角度看,“李约瑟难题”源于中国的科学主体具有依赖自然、听天由命和依赖皇权、唯圣人是诺的“依附性人格”,该人格是由于中国古代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包括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被统治者扭曲利用了的儒家文化)所导致的,而这也正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

根据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结合其他一些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科学家的独立人格和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踏实研究、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知行合一。

踏实研究是科学家的本分和基本品德。要想踏下心来作研究,就要淡于功名,弱化物欲。耐得住寂寞,在寂寞中的坚守,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品质,也是孕育创新的必要条件。如果浮躁之气在科学界都盛行起来,则是一个国家得了大病的症状。但这种追求迅速成名或靠学术发财的浮躁之风确实存在,当前中国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学术泡沫、抄袭剽窃、学术腐败等,都与浮躁风气有一定关联。科研不应该成为追名逐利、升官发财的手段。科学家致富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情,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科学家万万不能通过非正当手段致富。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要独立于权势者的影响,独立于利益考虑,独立于所谓的时尚,做到精神自由。科学家的研究不应受外界的干扰,科学家应独立提出基于实证和逻辑的研究结果。在别人鼓噪“运动式”的科研时,科学家应该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无论面对政府还是面对公众,科学家都应该敢于说真话。著名的天体物理科学家、科普大师卡尔·萨根曾指出:科学是最好的测空话的检测器。一个连自己的眼睛和大脑都不相信了的人,遑论独立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的科学家,不会轻率地跳出自己的专业去对其他领域的事物放言高论。社会不要求科学家说的句句都是真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正如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昂·莱德曼所说:“科学家之间能力的差距是巨大的。这是允许的,因为科学既需要建筑大师,也需要混凝土操作工人。”总之,重要的是说真话。说真话的科学家,即使说错了也会得到社会的原谅。

批判精神是科学家大胆探索的动力、迸发创造力的源泉。批判精神并不等于简单化地反政府、反体制、反权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是为彰显个性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来搏出位。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批判性的,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正来源于勇于质疑,来自对牛顿力学权威性的批判,他把这种精神视为科学的生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和人类自我完善的催化剂。提倡批判精神,有时候就是要对权威、对同行、对自己“狠一点”。当然,具有批判精神并不意味着简单化地对抗权威,拒绝现有的理论,而意味着反对盲目地迷信权威和既有理论。

知道与做到,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科学家应该为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知行合一”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同样适用。尤其是,科学家应对科研活动应遵循的伦理规范有明确的了解,并认真履行恪守之。知行分离是很危险的。勒纳德和斯塔克是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两位知名德国物理学家,都曾支持过相对论。但他俩是纳粹分子,在希特勒上台后,他们抛弃原有的观点,不遗余力地攻击具有犹太血统的爱因斯坦。这些一流科学家(就科学成就而言)和纳粹精神结合起来给科学所造成的损害,是别的破坏力量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天才作恶总是有双倍的危险”。

科学家的独立人格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它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肥沃的土壤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制度、文化环境和教育对科学家独立人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开放民主的文化氛围中,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德谟克利特说: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他们把追求学术真理看做人生的最高使命。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是压制独立思考的,“独尊儒术”的文化垄断也迫使多数文化人依附“圣贤”。此不利于独立人格养成之一。反右运动中,“文革”中,把包括科技人员的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打成“臭老九”,从精神上贬低、污蔑他们,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在他们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拿“独立人格”来要求他们就自然是苛求了。此不利于独立人格养成之二。一些也许意图良好的不良做法长期盛行,比如科学家作出点成绩就被提拔为行政官员,如此的“官本位”导向势必影响社会风气。此不利于独立人格养成之三。总之,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讲真话的科学家总是被排挤和边缘化,学术中没有民主,广大科研人员过不上基本体面的生活,怎么可能产生具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物呢?政府最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营造理想的科研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把独立人格养成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让学术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前行。在科研管理中,承认科学技术人员的独立人格,独立地位,而不是把他们看做应该服从命令的匠人,或是把他们当成公务员来管理。

作为科学家个人,应把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作为努力的方向,即使不能至,也应心向往之。

作者:佟贺丰 武夷山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2-04-09 B1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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