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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和科学研究的思考

王海波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遗传生理研究所 河北省植物转基因中心 石家庄050051

科学的含义十分广泛,不仅不同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地区,对其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关于“科学是什么”这样一个议题,与其执着于从文字上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不如结合我们的国情和时代要求探究一下对科学的特征、特性的认识。上午,徐善衍先生在发言中较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基本概念、科学的基本特征、科学的范畴、科学的价值观等。下面我在他的基础上,就“科学”的特征、特性做些补充。

第一,科学具有主观性。科学的产生,就是来自于科学家的主观努力。科学的个体性、特殊性也都由科学的主观性而来。科学(特别是原创性科学)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科学家主观努力的故事汇聚而成的。所有原始性创新,大都首先由个别科学家完成,即先形成个人的一家之言,然后逐渐被大家接受。科学的主观性,就是通过科学家的主观努力把“未知”变成“知道”。科学的主观性决定着科学的突破性和创新性。科学的发展遵循着一条“异→同→异→同……”的轨迹。在倡导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必须认识科学的主观性,呵护科学家的首创精神,允许科学家标新立异。

第二,科学具有客观性。科学的规律,不是个人的偏见,也不是许多个人偏见的集合,科学的发现必须是主客观的统一。对某一科学发现或科学观点的认同,实质上是以科学的客观性为基础的,是更多人对先驱性发现和先驱性思想客观性的再发现和在此基础上的认同,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趋同或盲从。科学的普遍性、规律性,均都来自于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决定了所有的科学真理都不可能摆脱其自身的相对性。另外,科学的客观性,也决定了科学探索必须遵从自己的发展规律。在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上,任何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作法,终究都会以惨痛的教训而告终。所有这些,是不会按个人主观意志发生转移的。

第三,科学具有目的性。如果说,过去的科学研究主要产生于科学家的个人爱好和兴趣,没有什么目的性,那么科学发展到今天,科学探索目的性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科学的“价值性”已成为引导科学家产生爱好和兴趣的重要因素。对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诺贝尔奖,就是把“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作为奖励对象写入了自己的评选原则。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间的国力竞争,都把科学作为重要的基础。在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中,科学的目的性将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将会作为科学探索的“航标灯”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始终。科学的目的性,瞄准的是生存能力的拓展。维护人类的可持续生存,是科学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用更少的资源更好地养活更多的人口,是未来科学发展不可回避的目标,也是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应围绕的核心内容。

第四,科学具有阶段性和无限可发展性。这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不完全性、时代性和广泛性、永恒性。科学的阶段性,不仅来自于研究者自身的水平,还来自于处在评价者地位的其他科学家认识水平的限制和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不管已有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多么伟大,都摆脱不了科学阶段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又都决定了科学的无限可发展性。科学的阶段性和无限可发展性,注定了科学的开放性。任何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都需要不断地被修正或纠正。不认识科学的阶段性和无限可发展性,就会导致权威崇拜和思想僵化。毋庸讳言,由于受封建文化习俗的影响,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第五,科学无善恶之分,也无成败之分。所谓科学无善恶之分,是指将科学研究的结果是用于“行善”还是“作恶”,并不取决于科学自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自己,取决于应用科学的人的心地、智慧和责任心。所谓科学无成败之分,是指对科研结果的判断,不能过分相信凭借已有的知识所做的预测。很多人往往把出现预期结果看作是成功,把未出现预期结果当成失败。其实,这是把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活动混淆了。科学探索不同于工程建设、产品生产、医生治病等,前者是突破“未知”、扩展“已知”,并无严格的可预期性,后者则是凭借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加上实施者的创造性,实现预期的目标。以某种知识或原理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只要方案设计无错、所用方法得当,执行过程无误,当出现与预期不相符合的结果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失败,很有可能是突破已有知识和原理的一种机遇。所以,不要用思维定势约束科学的发展,对科学研究要慎谈成败。

另外,对于有的专家提出“科学并不代表正确”的观点,我认为需要加以限定。从社会对科学的理解来看,就是把“科学”当成了“正确”的代名词。我对社会认同概念下的“科学”的理解是这样的:科学有三个原则,即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探索”,一个是“实事求是”。所以当我们说“你这事做得不科学”时,就是说你做事违反了智慧、探索、实事求是三项原则,而当说“你这事你做得很科学”时,则是从智慧、探索、实事求是的高度肯定了你的正确性。

关于“怎样研究科学”,我有六点建议,其中前面两点是提给科学家的,中间两点是提给科研管理者的,后面两点是提给全社会的。

第一,科学研究要以人类的需求为引导。我国现在的科学研究,包括科研战略的制定,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即过分地受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观点、观念的影响,甚至把他们关心的仅适于他们自己发展的热点、兴趣领域也生硬地作为我们的科学前沿。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真正的科学前沿,是解决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实现人类永久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人与资源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上早已处在了世界的前列,解决好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好的发展的问题,既是中国当前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前沿。

第二,科学研究需要将我们自己与宇宙融通。坐在井底的蛙说“井比天大”,对此,我们人类常常会报以耻笑。其实,从蛙所处的境地和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蛙说的话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在四维空间内形成的知识,如关于生老病死的认识以及关于宇宙的看法等,又何尝不是放大的井蛙之见呢?作为科学家,由于永远要面对和挑战未知,无论我们接受了多么好的教育和了解了多么多的知识,对于科学探索来说,都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科学研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智慧。只有智慧,才能突破重重的迷雾和障碍,直捣事物的本质。很多人往往把智慧和聪明混为一体,实际上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是一种生理素质,而智慧是一种超生理的状态和能力。今年5月20日,应张开逊先生邀请,我参加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圆桌会议”,获得了许多知识和信息。达芬奇不仅是一位大家所熟悉的伟大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留下了很多未发表的科学手稿。科学家丹皮尔认为,如果他当时发表了他的手稿,科学会往前跳跃100年。就是这样一位通才,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据说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张开逊)。因此,他是难以从当时的科学文献中获得知识的。但是,他是凭借着什么写出如此伟大的手稿呢?我的解释是,他凭借了一种大智慧。这种大智慧就是与宇宙的融通。人本来就是来自于宇宙的,感悟宇宙需要与宇宙融通。当与宇宙融通后,才能更好地触及宇宙中的规律,此时的所思所想也才能更好地反映和吻合宇宙的规律。因此,任何人都不必过于介意或欣赏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获得的知识。知识和教育均具有两重性,一是能造就人,二是能束缚人,只有智者才能不被束缚。作为科学家必须把与宇宙融通作为自己永恒的追求。

与宇宙融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人类不要以征服者的心态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对待自然,对待宇宙要爱、要敬畏、要有责任心。有的专家提出“科学有没有边界”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科学没有边界,但是科学不是为所欲为。假如有人提出要炸掉地球,你能同意吗?刚才徐善衍先生我们俩就科学有无边界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规则的,我完全赞同。

第三,科学研究需要有基本的条件保障。我不赞成把科技投入集中投给少数人的做法,这是违背科学研究规律的。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让更多有智慧的大脑获得基本的科研条件。国家应该加大科技投入,但投入的理由不应看美国人发表一篇文章花多少钱,而且把增加的经费集中地投给少数人。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智力劳动,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所有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我们的科研管理应在充分利用我国丰厚的智力资源上下工夫。近年来,我国在科研上的投入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这种投入的增加,并没有使大多数的科学家感受到。上午有的专家指出,由于科研投入少和投入机制有问题,很多科学家实际上已变成了乞丐。对此,我也有所体会。实际上,有很多科学家因经费短缺已挣扎在生死边缘,我希望国家尽早拿出一笔经费解决这些科学家不能搞科研的问题。健康的科研管理,不应把所有的经费都纳入竞争机制。我国有许多在科研上很有思路,但在争取经费上缺乏“能力”的科学家,因无科研经费而使得他们不能工作,受到损失的将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还有我们国家。或许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给立志作科研的人以基本的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非常重要,重大的科学突破往往孕育于其中。如果当年沃森因为生活费和研究经费无着落而发愁,是绝对不会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

沃森写的《双螺旋》和关于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洛格传记的书《一位同饥饿做斗争的人》对我们搞好科研和科研管理都非常有参考意义,建议有关部门再次印发这两本书。

第四,科学研究需要宽松的管理。真正的科学探索是孤独的,不能一开始就指望别人也能很快对其认可。为了给探索者尽可能少的打扰,使其有足够的精力思考和解决科学问题,对科研项目管理要尽量少检查、少评价,最好是不检查、不评价,若非要检查和评价不可,也要尽量从简。不要把科研队伍中有可能会出现个把“南郭先生”,就把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当成“南郭先生”的嫌疑。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的植物杂交实验搞了8年,虽然他发现了两个遗传学定律,但并未被当时的学者们所接受。人们为他的伟大发现30多年后才被公认感到惋惜,但我认为他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放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下,他那种性质的实验根本就无法进行。我们的“严格管理”已经实行了近二十年,实践证明其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应及早改革。

第五,科学研究渴望全社会摈弃封建的“等级文化”。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文化上深深地埋下封建习俗的种子,致使我们国家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等级文化理念所导致的,是发自骨子里的自私自利,它使得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不是为人类、为社会做事,而是为了自己做人上人和享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科学本来是无等级差别的,但是不少国人竟然也把不同的科学领域分出了高低贵贱,致使我们的科研体系从“生态结构”上不合理。不同的科研单位则更是要打上高低贵贱的标记。所有的科研人员统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把科研人员毕业于哪个大学,到过哪个国家留学等都当成分级分类的条件。人们都奔等级去了,必然会冲淡对真实能力的关注。我们的社会背负了这么多浮华的东西,人们的心性大都被搅乱,是难以营造出良好的科研氛围的。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

第六,科学研究需要自尊、自爱、自强的社会氛围。一个自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自爱、自强是强国的根本基础。

本文为作者在2006年7月29日在中国科协“科学是什么、怎样研究科学”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的观点发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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